但是自己文化的合理性究竟在哪里？有人坚信这种文化的血脉吗？带着这种困惑和纠结，很多儒家士人不得不严肃地思考面对异域和异文明压迫下国家和社会的法理依据。

但研究表明，这其实是在描述远古曾经有过的氏族社会，根本不是在设计未来的理想社会。儒家伦理学在道德评价问题上，是以礼或具体道德规范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并将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称为义，将不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称为不义或非义。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大问题和特殊问题，指望靠祖先的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幼稚的，也是非常没有出息的表现。中国传统学术在方法论上有两个特点。因为儒学从孔子开始，就确立起了首先要为帝王师，同时也要为一切人之师的抱负。这种问题式研究虽有针对性强的好处，但客观上使得中国传统学术对那些还没被自己忽视的研究对象的论述内容，也不够系统、完整。虽说后来的皇帝集权政治体制也不是由儒学儒家创构的，而是根据法家学说创构的，但特别有利于巩固和维持皇帝集权政治体制的三纲五常的政治伦理原则和身份等级制，以及种种由此展开的具体政治理论和具体政策主张，都是由儒家提出，由儒学立论，则也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在道德选择问题上，儒家伦理学也缺乏全面性论述，不过讨论得还比较深入，其中有三种观点在今天仍有价值，一为用于专门处理义利关系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其现代价值在于，它作为一种答案所对应的问题，在今天仍未获得共识性解决。当代的问题，只有通过当代人自己的智慧创造才有可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如程颐的格物致知之论，朱熹的格物穷理，力行致知之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论，都是宋儒在认识论方面的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作为从最高层面总体思考人类社会历史的学问，才能成为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就说明，自然经济是儒学生成发展的经济历史背景，贵族封建体制和皇帝集权体制是儒学生成发展的政治历史背景。所以，儒学在现代，无论如何都无法复兴，更遑论重新成为社会主导理论。

其代表人物，除了孔子，还有孟子、董仲舒、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康有为等。其五，在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理想社会的问题上，儒家的观点被当代新儒家说成是儒家典籍《礼记·礼运篇》中首先论及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主张。

正确的观点是：自利是人的本性，没有善恶可言，仅仅属于客观事实：所谓善恶则均出现在人的行为层面。这一缺点虽说不比以往西方神学的上帝造人说更差，但肯定与现代人类学的人类起源说存在云泥之别。[17] 韩东屏：《人本伦理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6页。孟子的人心先天有仁、义、理、智的四端说和董仲舒的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18]的天人感应说，就是其代表。

与之相对，现代学术已有了专门研究社会的学科，即社会学、人类社会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这些，并且也已经形成了诸多各有特色的理论与流派。因为以今天的人性研究结果看，不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是偏颇之说。如，孔子认为对父母只养不敬，就与饲养家畜无异。儒学整体上的全面落伍不仅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也有其必然性。

中国传统学术在方法论上有两个特点。当然，这些都还算不上是儒学的丑事，因为西方传统哲学的自然本体论，也同样是明显不如当代的科学解释

凯恩斯提出的增加投资，刺激消费的，增加有效需求的财政赤字等政策被认为拯救了资本主义。其次，通过刺激富人奢侈消费，释放窖藏货币，增加市场货币流通（参见《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第二篇第八章），启动停滞的市场，增加就业。

[12] 这里，管仲所谓的君就是国家。但是，如果一个万乘之国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这就说明社会财富没有被国家和人民所获，而是被大资本所掠夺了。[16] 因此，在孔子看来，管仲这样的人就是经世济民的大圣人。[4] 所以管仲指出，若不改革，放纵资本操控市场，就会造成百倍的贫富悬殊： 年景有丰歉，故粮价有贵贱。延伸阅读：《中国从来就不是专制政体国家》 2018-3-16 [1]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进入专题： 管仲 利出一孔 。

往往是智者可以赚十倍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引者注）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总是堵塞人们奢侈消费，限制牟取暴利的途径。

而富豪们缩减投资，窖藏货币则进一步加剧通货紧缩，导致市场萧条并趋于停滞。当汉武帝陷入内外交困的绝境时，正是因为启用桑弘扬实施管仲的思想理论，才摆脱困境，走向辉煌（参见《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第一篇第四章）。

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富人们什么都不缺，边际消费趋于零。

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强大无敌。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综上可知：利出一孔的经济思想不仅不是所谓专制主义的总祸根，反而是克服经济危机，消除贫困，富民强国，实现贫富有度，人民共同富裕的道政社会主义的好思想。相反，实施了公私并存，公私合营，国有民营等混合式市场经济模式，并要像鸟保护卵那样保护民众合法的经商谋利： 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

[15] 国家没有稳定足够的财政收入来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行，没有财富来养兵御敌，国家只有灭亡了。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

四位大臣报告完毕，管仲说：没有想到我国的百姓现在等于是一个国家有五个国君在征敛。广大穷人什么都缺，需求很大但无钱消费。

管仲在向齐桓公讲授用宝物抵押给大资本家筹措军费的时候，说仅仅富户丁家所藏的粮食就足够三军吃五个月 [6]。[1] 生产过剩时收不回成本与投资。《管子·山权数》 [7]《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8] 《韩非子·南面》 [9] 《管子·霸言》 [10] 《管子·正》 [11] 《管子·霸言》 [12]利出于一孔，其国无敌。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

短缺危机时市场没有足够的粮食物资供给，价格暴涨，一些穷人被饿死，道有饿民。《管子•国蓄》 [2]  管子曰 ：今则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

相同土地，强者善于掌握。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因此，这些政策实际上就是国家为民众争得了利益。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